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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燕祥我读王世襄_[#第一枪]

发布时间:2021-06-07 14:12:34 阅读: 来源:仪表阀厂家

读人如读书。读书有所谓浅阅读,读人亦如是。譬如读王世襄,——哦,久仰久仰,他对明式家具、养鸽子都内行,老头儿人缘也挺好。这说得都不错,但失之浅。有的所知略多,说,那是个公子哥儿,上燕京大学还提笼架鸟玩蛐蛐,整个一个“玩主”,玩出“世纪绝学”来:评价不低,用意甚好,但似是而非。为什么似乎都不甚了了?是由于王世襄虽在专业圈子早为人知,而名满四海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。我也是这样的一员,就像当年的外籍教授温德说的,“一知半解”。总是从朋友处听说:这是一个亲自动手的美食家,骑自行车倍儿帅,一手扶把,一手夹着案板,从芳嘉园到北总布胡同范用家烹调示范;还是球迷,傍晚穿着背心、短裤,骑在车上,又是单手扶把,一手拿着大芭蕉扇,迳奔东郊“工体”门口等退票……偶从一处展览看到他的法书,不禁折服,向他说起,蒙老人赠我一张复印件。心想魏晋时的名士也许就是这般风度吧,但我想象中的古代文人仿佛都是清癯消瘦,而王世襄则为大骨架壮硕之士。道听途说,片片断断,对不上号,拼不成一个完整的王世襄。盖因对他的了解,属于“浅阅读”也。

《王世襄传》 张建智著,江苏文艺出版社

张建智这本《王世襄传》,于王老自己的著作之外,让我对传主有了深入一步的且是较全面的了解。王世襄(1914-2009)近百岁的生涯,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上显现出来。他幼年曾寄居湖州外祖家,所谓“儿时依母南浔住,到老乡音脱口流。处世虽惭违宅相,此身终半属湖州”,乡情萦怀。传记作者恰是湖州人,于当地历史人文颇熟,又成为王世襄晚年信得过的忘年友好之一,访谈记录,并得到老人提供的资料。旧谚说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,如今借此书之助,好像得与王老一次又一次谈心忆旧,听他亲口说百年风波,一生往事。

其实,纵看王世襄生平,无论1949年前还是之后的履历,一笔一笔都是清清楚楚的。横看王世襄留下的工作贡献和学术成果,一笔一笔也是清清楚楚的。就如他那年辈的许多学界中人一样,孜孜矻矻,埋头业务,绝不张扬,并不传奇,怎么竟看得我心潮起伏,联想不断?是他寻常中确有不寻常处,在芸芸众生里,他独一无二,这样的人可一而不可再,可遇而不可求。

原是一个有教养的顽童

但他毕生是什么样的命运呢?

王世襄落生在北京芳嘉园一个富裕家庭。有人说,这是他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。这有一定道理,然而富家子多矣,几十年下来,王世襄只此一个。我以为若论他的出身,与其强调是官宦世家,不如说贵在书香门第。母亲金章出身名门,游学欧陆,擅画花卉翎毛,尤其借鉴西洋画技法,绘金鱼水中动态,质感光感,层次分明; 所著关于画鱼的《濠梁知乐集》,在中国美术史上独辟蹊径。舅父中有一位大画家、两位竹刻家。来自王、金两家的艺术薰陶,其影响怕不下于家馆的传授,自小培养了王世襄对传统文化艺术的热爱,这份热爱渗透到骨子里,是任何暴力也夺不走的。做外交官的父亲让他从11岁起就入英语学校,通过外语接受另一种文化的薰陶。今天的富人家庭,也会送孩子上“贵族学校”,以至送出国做小留学生,但难得兼有民族文化的底蕴传承。西谚有云,贵族要三代才能培养出来,一时半会儿,急不来的。

衣食无忧,又有良好的教育,这样的学生那时不少,但能不能都像王世襄有那么广阔而多彩的课外活动空间?从小学中学到大学,他架鹰逐兔,养狗猎獾,养鸽放飞,范瓠绘葫,秋斗蛐蛐,冬怀鸣虫,真的是优游卒岁。他小时候放鸽子,手执长竹竿在房顶上跑,把屋瓦都成垅地掀翻了,正房厢房间距好几尺,这房顶一步跳到那房顶,文弱的母亲吓得晕了过去。“人无癖不可与交”,他正是由好奇、兴趣而专心致志,广交朋友于三教九流,求师就教于同癖同好的前辈,癖好也就成了学问(有些当时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学问,经晚年王世襄笔之于书,也都化入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)。

王世襄自幼身体好,更没有偌多作业的沉重负担,加上家庭中你说是溺爱也罢,说是西方式的快乐教育也罢,总之自由放任,任他率意而为。这一点,不但当年的老式家庭办不到,即使今日中国几乎所有的青少年,都没这条件了吧?还不是让王世襄占了个“独一份”?

当然,不能永远这么由着他的性儿。“髫年不可教,学业荒于嬉”,在燕京读大二时碰了钉子。他是遵父意上的医学院,两年下来数理化都不及格。按校方规定,要么转学别科,要么退学回家。他转入国文系。有家学垫底,对付课业倒是游刃有余。有一次《文选》课布置作业,他竟自己命题,写了一篇骈四俪六的《鸽铃赋》,仍是凭个人兴之所至!也只有当时学风自由的燕大,才能容忍这样自由发挥的学生。

战后抢救几千件国宝

王世襄以《中国画论研究》获燕京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后,并不停步,他把原只有从先秦至宋代部分的论文,续写了元明清,共计70万言,与人合作用毛笔誊清,装订成册,晒蓝复制一份留在古城,随身带着原稿南下去大后方。在重庆成都等地,求职谋生成了要务,哪还有时间修订补充,付印成书?谁想,他这份处女作,竟因为战争和“运动”的先后干扰,直到60年后的2002年,作者已年老体衰,只能以“未定稿”影印出版,成了谢幕之作。

几经周折,王世襄落脚在四川宜宾的李庄,梁思成主持的“营造学社”。他在这里读到中国古典建筑经典《营造法式》的同时,还读到《清代匠作则例》等。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兴趣刚刚唤醒,就因日本投降,失地即将光复,他立即向马衡、梁思成请缨,投入“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”的工作。

在王世襄任这个“清损会”平津区助理代表时,他奔走调查,煞费苦心,共收回国家重要文物六批,包括收回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240件,收购郭觯斋所藏瓷器 422件,接收溥仪存天津张园文物1085件(附件39件)等。他又在被派往东京的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期间,将查明为日军从香港掠去的107箱中国古善本运回上海。而他完成这样艰巨的使命,并没有庞大的所谓班子,基本上可以说是单枪匹马!

这就是王世襄自认平生做得最得意的两件事之一。他经手收回的几千件国宝,如今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了,不怀偏见的人也公认他对国家和人民的这一重大贡献。这是从1945年秋到1947年春的事情。但在“天翻地覆”的1949年后,喘息未定,故宫博物院随全国一起开展“三反”运动中,这竟成为他的历史疑点。他和另一位同事、文物专家朱家溍同时沦为“打老虎”重点对象,说他们是马衡的亲信,要从他们口里撬出有关这位1934年以来的老院长的“材料”,打出一个莫须有的“盗宝案”来。为此大搞“逼、供、信”,围攻批斗,体罚关押,无所不至。最后什么想要的伪证也没有,却还把他开除公职送往看守所拘禁,继续轮番审讯,疲劳轰炸。一个本来身强体壮的王世襄,在“东岳庙”(当时占为公安学校)等地被囚期间患上肺结核,才“取保释放”,打发回家。直到1954年,好歹在民族音乐研究所觅到一枝之栖。

而王世襄 1949年夏从美、加考察博物馆归来,本是怀着一颗拳拳之心,想把自幼神往的故宫这一世界级文物宝库,办成世界一流的现代的博物馆,然后好好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。至此幻灭,一切落空。

一本书的际遇反映了一个人的命运

王世襄说过平生最得意的第二件事,就是写出了《髹饰录解说》(辞书释“髹”字为把漆涂到器物上)。他的这项研究恰恰是从1949年开始的。

《髹饰录》,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“漆经”,明黄成撰,杨明注。只有孤本藏在日本。朱启钤老人几经周折抄录得来,正是在1949年把它交到刚从北美归国的王世襄手上,希望他把这本晦涩难懂的“天书”加以解说。“三反” 前,工作繁忙,他只能利用午休时间,展卷揣摩,或观看一些院藏漆器作参照。“三反”后被开除,在家养病有了时间,却失去观摩故宫院藏大批漆器的机会。到民族音乐研究所,白天忙本职业务,晚上和休息时间全神贯注做这件事。他一方面下死功夫,查阅大量古今以至国外的文献,一方面逛古董店、挂货铺、晓市、冷摊,拜访藏家,观看实物,又遍访京城髹漆匠师求教,这样积寸盈尺地弄清制作不同漆器的各种具体技法,也弄清古今名词术语的异同,对书中所述的髹漆工艺做出正确的解说。

这一注释工作前后历时九年,完成之日已到“反右”之后、“大跃进”高潮中的1958!王世襄也因对“三反”提出批评意见而划成“右派分子”了!

王世襄不负朱启钤老人“愿见其成”的嘱托,但在当时政治氛围中公开出版无望,为了向年已88岁的朱老报命,他准备自费刻蜡版油印。这在今天看,事属平常,当时却冒着相当风险。他把手稿送到研究所门口的誊印社,誊印社果然送研究所党委审查,所里中层干部马上要开会批判“右派放毒”。幸亏所长李元庆看了书稿,认为是一本有用的著作,解了围。

于是,《髹饰录解说》油印本印了200部。线装厚厚一册,上有朱启钤的题签和序言。限于作者身份,“右派”不能署名,便署了别号:“王畅安著”。除向朱老九十华诞献礼外,分赠师友、博物馆、图书馆和一些漆器厂。扬州的漆器厂闻讯派人来京索取,可是研究所中层领导不同意会见,也不许赠书,还是严禁“右派放毒”的老主意。尽管这样,仅印200部的《髹饰录解说》,不但在业界引起反响,还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,成为王世襄学术之旅的一个里程碑。

王世襄到晚年已经有了规模更宏阔、影响更深远的明式家具研究的巨大成果,可以说在当代历史上,在全世界范围“复活了”明式家具,但他仍然十分在意《髹饰录解说》这部书。我想,一是它凝聚了朱老的信任,三十年的书缘,历经一路坎坷、三更灯火的甘苦,感情上寄托遥深;二是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治学方法,即穷研典籍、尽览实物、遍访匠师三合一的作业方式,嗣后应用到各项研究中,乃是从这部书开始收效的。此书在1983年正式出版增订本,篇幅为油印本的20倍;1998年再版,终于配上彩图。上距1949年整整半个世纪。也可以说是“层积性”的劳绩了。

不懈追求精神价值的高贵精神

王世襄每一个大的研究课题,每一部精心的著作后面,几乎都有一篇夹缝中苦斗的故事。他奔跑于北京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、文物博物研究所等部门之间的身影,他骑着车在古城大小胡同间走街串巷,寻访古董,踏破铁鞋,不惜为一个一眼相中的黄花梨杌凳跑二十趟的身影,都是人们看得见的。而他在特异年代视文化为罪恶的逆境里,于写检查交代、思想汇报之余,燃膏继晷,“偷偷地”做事,则只有近邻知道——黄苗子早上五点起来读书写字,而王世襄书房的台灯,四点多就透出光亮了。苗子有诗纪之:“尤愆如山负藐躬,逡巡书砚岂途穷。邻窗灯火君家早,惭愧先生苦用功。”这还是“文革”之前;“文革”事起,即使把窗户挡得严严,也还是提心吊胆。一切文化文明都成“四旧”,据说合该“砸烂”,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

王世襄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所谓“干校”劳动。当时,他的肺结核病复发,也得不到军代表的宽贷。1970年代有一天,他去菜园挑水,一下子晕倒。缓醒过来,睁眼看见一棵倒地的油菜花,枝头折断了,依然开着金黄的花朵!——为这朵不屈的油菜花,他吟成绝句一首:“风雨摧园蔬,根出茎半死。昂首犹作花,誓结丰硕子。”

“昂首犹作花,誓结丰硕子!”这也正是王世襄的誓言。早在1950年代初即遭受不白之冤,且长久不得洗雪,王世襄在妻子袁荃猷支持下,与她以“自珍”互勉:不仅要堂堂正正做人,而且绝不能虚度此生,“故更当平心静气,不卑不亢,对一己作客观之解剖,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、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,全力以赴,不辞十倍之艰苦、辛劳,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”,并且以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为期。这使人想起司马迁所指的圣贤发愤之作,乃至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。王世襄以个人价值的实现,而令“世人终竟识真吾”,这一自觉体现了一个多么坚强的信念主体!现实是残酷而丑恶的,但王世襄夫妇以历劫之身,在“非正常生存”条件下顽强坚韧地生存下来,最终由历史证明,比那些加害于他的、摧残文化和文化人的丑类们,活得更好,更有价值,更赢得普遍的尊敬!

王世襄留下的大量著作,关于明式家具、髹漆艺术、竹刻艺术、葫芦与鸣虫、观赏鸽与鸽哨、皇家建筑与匠作则例、各种工艺,以至书画、雕塑、音乐、饮食烹调等等,不止是相关知识的结晶,也是涉及“生存与创新”——一种学术风范和世界观的结晶。

而透过他的生平,他的出处,他的好恶,我们看到焕然于王世襄一身的,是在任何情况下不懈解读文化遗产,不懈追求精神价值,而不为世俗威权和功利所动的堪称高贵的精神,在这个最原始最本真的意义上,我尊王世襄为当代不可多得的——精神贵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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